1985年第一届宪法学年会上，学者们就讨论了在中国如何实施宪法问题，表现出对中国实践问题的关注。

凝聚社会主义国家核心价值观和维护网络传播秩序这一目的是否值得我们追求呢？限制公民表达自由所付出的成本是否与凝聚社会主义国家核心价值观相匹配和成比例，限制公民表达是否是实现这一目的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呢？ 我国《宪法》的序言用较为简洁的语言回顾了自1840年以来我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程，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辉煌成果，成为凝聚全国人民价值共识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神源泉。2-1）、非明显不真（数值为1/4。

所谓价值填充，是指依据立法目的，运用社会公认的或可以探知的客观伦理价值、公平正义观念等对法律所留下的罅隙空间进行填补充实，以增进法律规定的确定性。外在限制说认为当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由立法者用外在的法律予以限制，公民的相关行为一律在权利的范围内，只是由于外在的法律限制而不能得到保护。均衡性原则又被称为狭义比例原则、相称性原则。二是关闭帐号的手段不是实现该目的的必要手段，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如罚款、责令整改、限制发布等措施来实现这一目的（不符合必要性原则）。[1]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据网民举报，微信平台中一批公众账号以揭秘、真相为噱头，打着你不知道的历史、这才是历史、我知道的历史等旗号，捏造事实歪曲历史、混淆视听，大肆传播歪曲党史国史等违法和不良信息，群众呼吁严厉查处。

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少侵害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不可替代性原则，指的是在符合适当性原则的审查后，如果存在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欲追求的目的，应该采用对公民权利侵犯程度最小的方法。为了使关于表达自由和其法律限制的讨论既不陷入语言或概念上的形而上之争，又不陷入程序的形式主义泥淖，[2]笔者认为，运用法律方法分析表达自由与其法律限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论证路径，笔者于本文中进行一次初步的尝试。该审查模式分为三个阶段：首先，通过略式审查，判断当事人是否在本案中有胜诉希望，有则停止执行。

最后，进行纯粹的利益衡量。所谓难以回复之损害，指不能恢复原状或用金钱赔偿的损害，或在一般社会通念上认为金钱赔偿无法填补的损害。[7]蔡进良：《论行政救济上人民权利之暂时保护——新修正诉愿暨及行政诉讼法之检讨》，载《月旦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70—76页。影响（不）停止执行原则适用范围的关键在于调整系统涉及的范围有多大以及可扩张性程度。

对于停止执行的审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都采用了略式审查标准和利益衡量标准。在行政诉讼中设置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目的在于及时有效地回复原告的合法权益。

相应地，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的基准应设定为：被诉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相比于该行为的执行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失更难以弥补的，就应当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针对不具有调整性的、公权范围内的事实行为，有停止作为之诉（包括请求停止作为的给付之诉和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和一般给付之诉。[23]根据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中央或地方机关与人民之间因公法契约或因其他公法上的原因发生金钱给付，为了确保公法上金钱给付的实现，在判决之前可以依假扣押程序以保全强制执行。我国目前的司法实务尚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实体模式。

多数法治发达的国家均对公民诉讼权予以明文规定，目的在于为公民提供救济的机会以对抗公权力的侵害。[16] City Fed Financial Corp v.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 ，58F.3d.738，746（D. C. Cir.1995）。同时，由于暂时权利保护的迅速性和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立法者难以周全考虑各种情况，就必须留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利益衡量的弹性空间。[18]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建构停止执行制度的司法裁量标准形成了如下思路：先由立法机关设定关于利益衡量及价值判断的实体要件，再由法院在立法机关设定的判断基准下建构实体审查模式。

在暂时权利保护程序中，体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互动关系：法院在终审判决确定前，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临时分配，实质上是司法权对尚在行政权领域内的行政行为提前进行审查和裁判，而暂时权利保护制度的司法裁量标准如何订立，则涉及到司法权干预行政权限度的问题。行政诉讼中暂时权利保护制度，是指在行政诉讼程序终结之前，在不违反重大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由法院裁定行政机关暂时停止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裁定行政机关暂时保持某一特定法律状态，从而达到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诉讼权的一种中间性的临时救济制度。

在美国，发布禁制令被作为法院的固有权限来看待，同时必须符合宪法第5条修正案即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定暂时状态处分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先予执行，但其不涉及财产问题，财产问题则通过假扣押和保全处分来进行暂时权利保护。

当这些要件在具体个案中同时存在，彼此出现竞合与冲突的情形，则需要确立一套完整且无矛盾的实体审查模式，来协调此种情形。由于暂时权利保护程序要求法院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决定，因而法院在审理上只能简化事实的认定。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暂时权利保护 。2004年以后的研究从对起诉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与例外之争扩展到了对整个暂时权利保护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章志远：《从原则与例外之争到司法裁量标准之建构——行政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机制的新构想》，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6期。如果不赋予行政相对人有申请暂时权利保护的权利，将无法达到诉讼上当事人平等原则，有违宪法保障人民平等权的意旨。暂时命令一般在两种情况下适用——当前状态的改变可能会破坏或者妨碍申请人权利实现的情况下，或者需要暂时改变当前状态，以防止造成严重不利的情况下。

[9] （二）停止执行制度的缺陷 1.停止执行制度立法存在的问题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44条确立了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在例外条款中规定了诉讼期间停止执行的情形。[10]当初立法者将不停止执行作为原则的理由，主要为了维护行政效能和公共利益。

由于公益概念事涉抽象，不易明确定义，如果动辄以公共利益为由，否定当事人的停止执行申请，则该制度将形同虚设。同时由于保全措施是针对行政机关采取的，与民事诉讼的保全措施相比，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种类可以更为多样。

在新《行政诉讼法》中，引入了先于执行制度，但未对财产保全制度作出规定。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调整命令制度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定暂时状态处分制度，在司法解释中将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不能采取停止执行和财产保全的案件，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完整的保护体系。

只有当财产保全能够成为原告用来预防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武器时，其才属于暂时权利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现有的规定将先予执行的范围局限于抚慰、救助型金钱给付，无法满足申请人对赔偿型金钱给付的请求。其次，虽然新《行政诉讼法》第56条规定了第三人利益与公益之间衡量的审查基准，但是没有规定法院如何在原告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之间进行衡量。我们今后对该制度的完善，应以司法裁量标准的建构为中心，即对停止执行制度和保全制度的实体要件予以明晰并引入阶段性审查模式，由此满足化解现代行政法律关系中多种私益和公益间冲突的需要。

这种法院责令行政机关妥善保管已没收的特定物的裁定或者法院直接对行政机关已没收的特定物采取的查封、扣押措施都应当属于财产保全措施的范围。在这类案件中，如果在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尚未执行，原告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停止被诉行政行为的执行来避免损失，但在被诉行政行为已经执行了一部分的情况下，法院单纯的停止执行裁定并不能达到暂时权利保护的目的。

当立法未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衡量规定判断基准时，法院对于同类案件可能会作出不同的裁判。这种繁复的制度设计，体现了立法者力争协调行政效能与司法救济的价值取向。

[36]林石猛：《行政诉讼类型之理论与实务》，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24页。而法院对即时执行的中止执行审查以及对审查范围的规定则相当于我国台湾地区的例外审查。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29]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93条第1款规定：为保全公法上金钱给付之强制执行，得申请假扣押。再次，阶段性审查模式在我国的适用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德国学说及实务一致认为该规定不仅是开启诉讼的途径，更在于确保权利保护的有效性。

通过对比，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停止执行的规范模式的主要差异体现为价值取向不同。如果有证据表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时，应当做出停止执行的裁定。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通过禁制令（Injunctions）[1]来控制行政、保障公民诉讼权的相关判例和规则体系。只有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诉讼权，并通过宪法解释等方法赋予其权利救济实效性的内涵，行政诉讼中的暂时权利保护制度才会因此获得宪法层面的有力支撑，而有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空间。

如无其他法院有裁判权时，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暂时权利保护程序弥补了通常诉讼程序不能及时给予当事人救济的缺陷，起到了保全通常诉讼程序和暂时止争的作用，回应了宪法保障公民诉讼权的要求。